在那个人人互相认识的年代，在东北的一个偏远小城，十几岁的孩子做买卖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
1973年秋天，我父亲因支援＂引嫩工程＂半年有余。回来时，用解放车拉回了两麻袋向日葵子，这么多瓜子过年吃不完。母亲提议炒瓜子，晚上到电影院门口去卖，也能挣点钱。然而炒好的瓜子却无人去卖，这成了一个难题。
我的母亲曾在一家被服厂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劳作。由于她没有时间去卖瓜子，而我父亲整天都在外面开车，也无暇顾及这件事。在家里，我有个哥哥比我大两岁，还有三个妹妹。于是，我父母决定让我和哥哥每天晚上炒瓜子然后去街上卖。然而，结果是我大哥和大妹妹都不愿意去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有损面子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边几乎没有小孩子去卖瓜子，只偶尔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在电影院门口摆个摊子，一碗一毛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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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久以前就比大哥力气大，胆子也大。小时候，我大哥连走黑道都不敢，晚上上厕所也得我陪他去。因此，当我提出去时，他和我大妹子都不敢去，而我则敢于冒险。在我们家里，有人说老二通常很实在，可能是因为人们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，里面的老大贪图虚荣叛变，而老二是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员。所以，我们小孩间玩笑说老大滑，老二是好人，但那只是玩笑而已。
我二妹子那时也只有十一二岁吧。当时是冬天，七十年代初，东北的冬天晚上有多冷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东北人都知道。穿得再暖和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会感到很不舒服，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大人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小孩子们也很能忍受寒冷。我和我二妹子每晚背着一大半袋子的瓜子，有时站在电影院门口，有时在十字路口，有时在路边卖瓜子。不需要叫卖，只要在地上放个袋子，路人一看就知道你在卖瓜子。每碗瓜子一毛钱，半碗五分钱，就是那种上下边都比较粗的白瓷杯。有时我亲自卖，有时我站在一旁看着我二妹妹卖瓜子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想给我妹子些鼓励，而且也怕小孩子抢。其实那个时候的小孩子很调皮，但在那个冬天晚上我们卖了大半个冬天的瓜子，竟然没有碰到过任何捣蛋的孩子。你想想，如果真的碰到了还能凭我们两个小孩子管得了吗？瓜子炒好了的时候是热乎乎的，刚开始卖的时候还可以暖暖手，但越往后越冷，一边跺脚，一边捂手，一边卖，尤其是手都冻得不灵光时，拿着碗往客人兜里倒瓜子还不能让瓜子掉了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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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去街上卖瓜子，虽然我觉得有点“磕碜”，也怕碰到同学被他们在学校议论。但是当时我有个办法，我把皮帽子的前面连着的部分剪开，往下拉到眉毛上方，就像一个“黑瞎子”一样，我透过被拉下来的部分能看到别人，别人认不出我是谁。再加上当时的灯光比较暗，晚上更看不清谁是谁。
晚上剩下的瓜子很少，因为晚上卖的人也不多。在我们小县城，那时还没有人卖糖葫芦，也许是因为没人敢卖。我和妹妹每天晚上平均能卖十二三块钱左右的瓜子，这相当于一百三四十次的用小手推出去的瓜子。我们不敢带太多瓜子去卖，怕被没收，真的太可惜了！卖完瓜子后，我会向妹妹要两毛二分钱，然后买一盒玉兰烟抽。因为妹妹卖得多，零钱就由她来保管，我就成了她的“保安”。那时我已学会了吸烟，父母也知道。回家后，我们把卖瓜子的钱一一交给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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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二妹妹从白天上学到晚上出去卖瓜子，整整大半个冬天。我们将两麻袋的瓜子一杯杯地卖出去，卖出了多少碗我们也数不清。尽管当时我们还很小，但我们知道父母挣钱养家不容易，所以能为他们分担一些事情，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普遍持有的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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