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个行业黄牛最赚钱,黄牛市场分析?

不久之前,陈奕迅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唱会。

在粉丝互动时,粉丝们询问了演唱会门票的价格,他们提到了980元和1100元(前排座位的价格更贵)。陈奕迅觉得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。

突然,一个粉丝喊出“8000”的票价时,陈奕迅被吓到,瞬间眼睛睁大,表情非常夸张,随后自嘲道,以后他要去当自己演唱会的“黄牛”。

演唱会门票价格高达8000元,预计就连陈奕迅本人都觉得有些不舍得购买。

近年来,不仅陈奕迅,周杰伦、五月天等歌手的演唱会上也频繁出现了“黄牛”倒卖高价门票的情况。

即使票价高昂,甚至还有黄牛兜售假票,这让人感到很不愉快。

薛之谦在5月份的时候在江苏连云港举办了一场演唱会。可惜的是,一位远道而来的粉丝花了4000元从“黄牛”手中购买了一张高价门票,结果却发现是一张假票。

一位女粉丝在网上花费4000元购买了假门票后,情绪失控并昏倒在地上。

这位女粉丝情绪激动,情不自禁地情绪失控,引起了在场观众的同情。

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让人憎恶的职业——黄牛。

“只要是稀缺的票或者普通人难以得到的资源,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找‘黄牛’。”

“黄牛”一词最早源自中国方言,大概是因为黄牛的皮毛颜色黄色而得名。在中国,黄牛一直被用作耕作、运输和牛肉生产等方面。后来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那些非法倒卖门票、牟取暴利的人,意指他们像黄牛一样抢占资源,因此称这些人为“黄牛”。

又有怎样的故事隐藏在背后呢?

虽然黄牛这个行业的历史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,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源自上海。

老上海有一个特别的职业,就是拉黄包车。车夫们穿梭在风雨中,每天辛苦劳作,只为能够勉强维持生计。

人们可能觉得黄包车夫们的辛苦程度与黄牛相似,因此将他们拉的车称为“黄牛车”。

黄包车的司机,无论晴雨都要拉活,非常辛苦。

随着交通业的发展,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交通工具,如汽车、轮船等,但是他们的车票并不太好买。

因此,那些经常待在车站码头附近的车夫们便近水楼台先得月,利用兼职帮熟悉的客人买票,从中赚取小费,因而被称为“黄牛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开始将那些专门炒作各种黄金和物资的人统称为“黄牛”。

早期的“黄牛”在当时并不太受到人们的憎恨,因为他们也只是靠着辛苦赚点钱,同时还帮助人们节省了排队的时间。

解放后,由于生活物资都是统一调配,个人市场消费几乎为零,“黑市”活动也基本销声匿迹。

即使存在,也只是秘密行动,不起眼的小冲突。

那时,“黄牛”随时可能被抓,一旦被认定为“投机倒把罪”,后果严重:最重可判死刑,最轻也得坐上好几年的牢。因此,没有人愿意为了一点微薄的利益去冒险。

“黄牛”是在1980年代真正出现的,而且还有“大黄牛”和“小黄牛”之分。

那个时期是特殊的,因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,仍然存在着价格双轨制。

“大牛”一词常被称为“倒爷”,最初起源于北京。这些人凭借着一张批条和“双轨制”,利用各种手段来倒卖各种物资。

不管是从钢材到家电,总之只要是能赚钱的东西,就去做。

上世纪90年代,在中俄边境地区活跃的,是一群以非法方式从事跨境贸易的商人。他们利用中俄之间的法律和监管漏洞,大量走私商品进行交易,因此被称为“倒爷”。

这些“倒爷”根本不需要亲自进行买卖,只要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就能赚到钱。

南德集团的创始人牟其中被誉为当年最著名的“超级倒爷”。

他得知四川航空公司计划购买飞机后,得知前苏联因经济困难打算出售几架图-154客机,便主动联系了川航,表示自己有相关资源。

购买一架图-154飞机需要花费五六千万人民币,而波音客机则需要两三个亿。川航认为向前苏联购买客机更划算,因此同意由牟其中牵线操作此事。

牟其中曾因用棉花罐头换取飞机而名噪一时。

最终,牟其中拿到的批条和协议书以低价找来了500车皮商品,并在山东、河北、四川等7个省进行了交付给苏方,这些商品中包括了一大批某省积压多年的罐头。

以货易货的方式,牟其中成功将4架客机换了回来。川航和苏方对此表示满意,而牟其中自己也因此赚取了数千万元的酬金,成为当时的风头人物。

像牟其中这样凭借胆识和冒险精神在资源交易中获得巨额财富的“大牛”只是少数,大部分人是所谓的“小牛”,即通常指的“黄牛”。

社会上存在着所谓的“利差”空间,即只要你拥有他人急需的物品,就会吸引“黄牛”等人的出现。

北京有一群人被俗称为“票虫”(也叫“拼缝儿”),他们专门从事火车票、电影票、比赛门票等类型票的倒买倒卖活动。

还有一些人专门充当“黄牛”,他们负责帮助挂号,比如在医院、车管所等场所。

上海的“黄牛”不仅限于倒卖进口奢侈品,他们还在倒卖外汇券、月饼卡和交通卡等物品,大部分时间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等待顾客。

上海人戏称那些活像一个桩子一样伫立在街头的人为“打桩模子”。这是因为他们像打桩模子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周立波作为上海“海派清口”的创始人,最经典的表演之一是模仿“打桩模子”,他双手插兜,两脚前后无聊地抖动,既滑稽又生动。

在物质和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,任何资源都变得稀缺,也都成为赚钱的机会。

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通常在购买火车票和医院挂号时可能会遇到“黄牛”。

是的,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,“黄牛党”达到了巅峰。

以前,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网络技术,甚至在一开始还没有网络,后来即便有了网络,也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和便捷,很多信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取到。

因此,严重的“信息差”导致了“黄牛”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。

在那个时候,购买火车票只能到火车站购买,平时还好办,但到了春节前后,想要买到一张票就变得异常困难。

1981年,全国铁路春运客流量首次突破1亿人次。

由于乘客较多而车辆较少,购买车票变得愈发困难的问题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。

那个年代,购火车票无需身份证,完全依靠运气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火车票购票处最常见的景象是长队等候购票的乘客。由于当时互联网还未普及,购买火车票只能前往车站的售票窗口排队购买,因此购票处经常出现人潮涌动的场景。

如果你早点去排队,就有可能买到前往自己想去的城市的车票,甚至站票也有机会;如果排队晚了,甚至站票都会被抢光,只能空手而回。

旅客很难购买到火车票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车站出现了一些“黄牛”行为。他们整天混迹在车站,成群结队地批量购买发往主要城市的火车票,然后抬高价格转卖给旅客。

一些不良分子在一些短途或不太热门的城市,以10元的差价就能轻松出售车票,这种行为非常缺乏良心。而如果是热门城市或者是春运期间,他们会把价格翻倍,这样一来,旅客也未必能够从他们手里买到车票。

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,已经成为全国火车站的常见现象。

客运量在2004年达到了1.4亿人次,显示了铁路运输在当年的重要性和活跃程度。

据人民网的调查结果显示,22%的旅客通过托关系购买火车票,而11.1%的旅客则通过票贩子手中购票。

大约三分之一的旅客手中的车票属于非正常渠道购买,而在春运期间,一个底层“黄牛”能够获得超过10万元的收入。

每年,警方都会开展打击“黄牛”行为的行动,然而一直以来都难以根除。

为了打击“黄牛”,各地想了很多办法,如加大车站警力,捣毁一些票贩子团伙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
直到2010年,铁路开始实行实名制购票,这才逐渐减少了火车站的黄牛倒票现象。

医院里的“黄牛”(号贩子)可恨,就像火车站的“黄牛”一样令人生气。

曾几何时,很多大城市的医院经常人满为患,基本都集中在挂号处,很多人还是彻夜排队。

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城市的医院,打算挂上每周只有几天开放的专家门诊,但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挂不到他们期待已久的专家号。

为啥?

由于专家号全都被医院的“黄牛”买走了,普通患者很难预约到需要的专家号。

对于许多患者来说,专家门诊号意味着他们是否能获得新生的机会,是否有康复的希望。然而,结果却是他们甚至无法见到医生的面。

想找到专家?没问题!你可以花费数百甚至上千元从“非正规渠道”购买名额。

医院里的“黄牛”们生意兴隆,而那些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病患却备受困扰,这让人们对各地的医院纷纷表示不满。

医院也想要遏制日益猖獗的“黄牛”现象,但在利益驱动下,这些“黄牛”难以被赶走或打击,甚至会随时对医院和患者(家属)进行报复。

实际上,随着互联网的普及,北京从2008年开始全面推广实名制就诊卡挂号。然而,由于各种原因,直到2010年后,国内很多城市才陆续推行实名制就诊卡挂号。

虽然有些晚了,但这个举措确实对医院内的“黄牛”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,现在已经不再有人肆无忌惮地在医院里兜售“专家号”了。

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,一些人开始利用非法软件抢购稀缺物品并高价倒卖,这种行为至今仍然存在,但是“黄牛”的数量确实有所减少。

遗憾的是,尽管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提高,“黄牛”现象并未消失,反而变得更加猖獗。

除了医院和火车站,很多地方包括买车、入学、入托等等都会遇到一些繁琐的程序,有时候可能需要找一些中介机构或者服务人员来帮忙。

年轻人最常接触到“黄牛”可能是在准备现场观看演唱会或赛事的时候。

目前,许多演唱会和赛事的门票都可以通过几个票务平台购买。然而,令人感到困惑的是,许多平台似乎在售票刚开始不久就已经全部售罄了。

年轻人满怀好奇心来到现场,却发现很多非法倒票者手持大量门票,正试图高价转售。

在许多热门演唱会或赛事现场,常常会出现黄牛倒票现象,他们会高价出售门票。

"黄牛"抓住了年轻人迫切想要得到票的心理,他们手里囤积的票,以高价几百甚至上千的价格出售。

有人可能会纳闷,这些演唱会(赛事)都是实名制售票,黄牛票还能进场吗?

这个方法确实很有效,但问题在于大部分演唱会(赛事)虽然实行实名制购票,但进场时只验证票据,不要求出示身份证,只要票据真实,就允许入场。

显然,“黄牛”看到这么明显的漏洞也就有了可乘之机。

主办方和票务平台对此也肯定心知肚明。

票务平台的解释也很有道理:如果强制实名入场,可能会影响退票或转赠的情况。

歌迷们确实喜欢这个演出,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很难买到门票,有些演唱会的门票甚至比春运的车票还难抢。

许多热门演唱会和比赛,由于少数门票被黄牛通过外挂程序抢先购买,因此一些主办方和票务平台会将大部分门票以高价售予“大黄牛”,以实现最快的回本和更多的利润。

“大黄牛”敢全部加价收购,因为知道这些票根本不愁销售,稍微加点价就可以转手给他们的下线“小黄牛”们。

“黄牛”们为了赚钱,通常会利用票务市场的稀缺性实行“饥饿营销”,这样即使付了高价购票的人也无法避免。

像周杰伦、五月天这些颇具号召力的歌手一样,他们的演唱会门票被炒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,实际上是因为一些“黄牛”在其中推波助澜。

票务平台和主办方心知肚明,因为彼此都依赖彼此的合作关系,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。

通常情况下,热门演唱会(赛事)会预留大约10%的门票赠送给合作单位或内部人员,同时大约50%的门票会在售票平台上加价出售,供搞票黄牛打包买走,剩下不到40%的门票才会正式在票务平台上进行销售。

这个比例也会随着演唱会(赛事)的影响力而变化,不是固定的。

“黄牛”在拿到门票后通常迅速出手,除了在现场兜售外,许多人还学会了利用二手交易平台。他们会扮演大学生或者白领,声称因时间冲突需要转让门票,其实这些人大多都是“黄牛”在进行角色扮演。

“黄牛”的存在,既是由于市场供需不平衡和价值体现不合理所致,也同样受到某些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的利益驱动因素影响。

“黄牛”虽然令人讨厌,但他们的职业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利润,如果你想节省时间和精力,就不要期望能省钱。

某个网红奶茶店开业了,有人前去买奶茶,但发现需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伍,于是决定放弃。有些人选择从“黄牛”手里高价购买奶茶,最终选择愿打愿挨。

消灭某个领域的“黄牛”并不难,问题在于只要市场上存在供需失衡,只要有人愿意以溢价的方式满足需求,“黄牛”就会一直存在。

通过观察“黄牛”业务的变化,不难发现某个产业的变化,乃至一座城市消费观念的变化。然而,他们的存在也代表着众多利益链条。

因此,要惩治“黄牛党”并非易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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